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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决策。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加快城市化与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城市化和农民素质的相关性
“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增加农民收入问题。解决这一难题的长远选择是城市化,而城市化进程又受到农民素质的制约。
1、城市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理想途径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政府直接的政策措施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加大农业投入力度等来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减少农民,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才有希望走上富裕之路。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表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传统农民不断减少的过程,即城市化的过程。在发达国家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一般都不超过人口总数的10%。如1991年美国为2.2%,英国为1.9%,德国为5.0%,而同期我国的农业劳动者数达3亿多,占全国总劳动力的58.6%。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而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人均的二分之一。目前中国人均耕地已缩小到人均1.5亩,14个省区不足1亩。在狭小耕地上进行的小农经济,即使收益达到最大化,收入全部归个人,大多数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低水平的小康。假如仅依赖于农业,中国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就难以缩短。如果要降低城乡人均实际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农业劳动力必须大量地转为非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民、扩大劳动就业。此外,“入世”后,农产品市场逐步开放,中国农业将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中国要提高种植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除了通过科技提高产量外,也必须加快城市化步伐,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扩大土地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
2、城市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出路
按目前的耕地面积推算,一般认为中国存在着1~2亿的剩余劳动力。不管他们留在农村还是转移到了城市,就业问题不解决他们的贫困就无法消除。这庞大的劳动力队伍的就业出路何在?主要在城市。城市的发展可以大量增加就业岗位。多年来,我国实行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劳动力的政策,这在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社会等方面起到较好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城市化步伐长期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步伐,导致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农民没能真正融入城市,农民身分没有实质性改变,致使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因为在乡镇企业和农村中,居民驻地分散,居住环境以及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变化,因而不会对第三产业提出更多要求,也就没有商业、服务业、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发展表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巨大市场。第三产业行业众多、门类繁杂,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行业并存,具有吸纳各类劳动力的就业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是解决我国结构升级过程中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主要出路。
城市是第三产业的载体。城市化不仅会给房产业、建筑业、制造工业等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解决就业问题的首选良策。
3、农民素质制约着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过程,从空间变化看,就是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民不断减少的过程。而从实质看,这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即农民自身的城市化过程。因此,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空间的变化,还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变。由于城乡差异,我国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还很低。到2000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而同期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2年,相差4.5年。另据2001年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和城镇受过高中和中专教育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为22.2%,受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占9.97%;而在农村,两者分别为5.22%和0.61%。农村人口普遍低下的教育水平,虽然对传统的农业生产不构成障碍,但已日益成为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近年来,由于文化素质低,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只能从事一些收入低的脏累活,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变,与“城里人”格格不入的现象时常出现,乃至一些城市出现针对进城民工的关于“交通安全”、“城市卫生”等问题的特殊“警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素质不同程度地成为农民融入城市的障碍。因此,提高农民素质对于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是十分必要的。
二、以城市化推动农民素质提高
由上可见,城市化与提高农民素质是相互制约的。城市化本来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过程,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原因,曾人为地阻止城市化进程。今天要加快城市化步伐,需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科学决策。提高农民素质,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对农村教育的高度重视、加大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此外,要大幅度提高农民素质,还需要农民自身对教育的关注和重视,提高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也就是农民要有投资孩子教育的动力。后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而片面地把农村教育落后仅仅归为经济原因。本文正是基于农民投资教育的动力问题,认为可以通过城市化来推动农民素质的提高。
1、农村教育缺乏大幅度发展的动力
在现行体制下,农民身份的转变主要通过高考这一途径。由于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低等问题,农村孩子在中学毕业后升入中专或大学的比例相当低。如,1989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数量为61.9万人,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为44%,来自城市的学生比例为56%。如果以城乡人口基数来换算,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另一组数据显示:到1999年,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比例已达82%,而安徽、河南、甘肃等农村仅达到5%左右。因此,通过高考“跳农门”对大部分农民来说是高不可攀的。
而一旦上不了大学,跳不出“农门”,投资给孩子上学特别是中学是否值得,这对许多农民来说是需要掂量的问题。大多数城市居民在家庭开支中会把投资孩子的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因为受教育程度对孩子未来的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对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有正影响,但在目前状况下,只要他们的农民身份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就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长期工作和生活于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种种待遇,回到农村则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其他村民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农村送一个孩子读完三年高中所需费用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这对许多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花大钱花时间多读几年书却难以取得相应的收益,在不少农民看来这是风险极大的投资,于是出现了“多读几年书,不如多打几年工”的新的“读书无用论”。
读书的出路狭窄,投资过高,使农民投资教育缺乏动力。
2、以加快城市化推动农民素质的提高
以城市化推动农民素质提高,即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把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与农民素质联系起来,增强农民投资教育的动力,使城市化与农村教育齐头并进。
在当前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民的出路在于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是许多农民的梦想。而通过高考这一独木桥去改变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假如将转移到城市的人群与他们的素质联系起来,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其结果将是极大地促进整个农村人口素质的提升。比如,允许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务工达到一定年限后,可以申请城市户口,成为城市居民,享有市民待遇;或者对在城市就业的民工采取参照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办法,按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划分福利等级,等等。如何通过城市化推动农民素质提高,这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将受教育程度作为农民身份转变的通行证的可行性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同时由于许多城市自身发育尚不很成熟、承受外来冲击能力薄弱,如果突然取消长期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必然引起城市管理的混乱。世界一些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失控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如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印度的孟买等城市,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居无定所,流落街头,生活条件恶劣,强烈的贫富反差使流动人员的犯罪率大大提高,成了难以治愈的城市病。而有步骤有条件地吸纳农民进城,则可以避免人员大规模地盲目进城造成的城市混乱,从而稳妥地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99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世界平均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50%,高收入国家为77%,中国是32%。若按2001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还不足农村总人口的6%,即使这一部分农村人口同时转入城市,以1999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32%计算,城市人口会增加到占总人口总量的41%左右,离中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把受教育程度作为农民身份转变的通行证是可行的。
总之,城市化与农民素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通过城市化拉动农民素质的提高,将出现中国城市与农民双赢的局面,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作者单位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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