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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开展城市规划,加强对城市的改造与管理。目前,低碳、生态、绿色等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语境。低碳、生态、宜居,成为21世纪的理想城市的目标,基本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使人居环境更美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要吸取英、美等国家的教训,在城市定位、公共设施建设、公共卫生、人居环境等方面提早规划。
北京遭遇垃圾围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有关部门通过3次航空遥感发现,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4环路以内有4700多个。在摄影师王久良的地图上,400多个黄色的小圆点大多数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
城市垃圾危机:2009年,城市垃圾处理特别是垃圾焚烧成为一个热点。从北京六里屯、高安屯、阿苏卫到南京天井洼,从广州番禺、李坑、花都到苏州平望等地,先后出现垃圾场附近部分居民,采取散步、上访、车队游行等方式,表达对城市垃圾填埋和焚烧项目的反对,引发城市垃圾危机。
(2)紧凑集约发展取代无序蔓延。城市无序蔓延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的郊区化是最为极端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检讨城市蔓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美国政府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念。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主张,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公共交通主导的紧凑空间形态和混合土地用途,以实现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人口比例将在不久的将来突破50%。目前我国每年有约1500万人进入城镇,这一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在城市甚至区域的范围内倡导土地使用功能的混合,大力推广紧凑节地的发展模式,构建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格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抑制刚性碳排放、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提高城市的宜居度将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鄂尔多斯城市规划:康巴什新城-东胜“双核城市”模式,争议较大,毁誉参半
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城市建设必须符合节约原则》的社论,批评城市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及在城市改扩建中存在着“求新过急”现象,即“反四过”。50多年过去了,“四过”还没反掉。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3)区域统筹协调不可或缺。城镇化的本质是区域发展。无论是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城市化发展越来越需要在区域层面进行统筹协调。各国的城市化发展中都出现了由城市走向区域的趋势。1999年,欧盟制定了《欧洲空间发展战略》,为统筹和协调各成员国的空间发展提供指导框架。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L.Mumford)曾指出,“真正有效的城市规划必定是区域规划”。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区域层面上的空间发展管理,能够有效地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和地方之间的合作,由此实现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均衡发展。
就中国情况而言,加快城镇化进程,不仅要加强城乡统筹,还要注意区域层面的统筹协调。要加强各省之间、城市之间发展意图的相互衔接与配合,而不是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形成地方性恶性竞争。区域发展规划有助于提升地区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加拿大城市地理学家雅各布斯提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也是城市增长、创新的根源。
多个城市调整行政区划 可能形成示范效应:2010年7月初,北京宣布了涉及最核心城区的区划调整方案:位于市中心的东城、崇文、西城、宣武四个区将撤销,同时成立两个新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四座直辖市和深圳厦门两个经济特区等最核心的城市群。近一年来,上海(新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沈阳(大浑南)、重庆(两江新区)、深圳(特区扩容至全市)、厦门(特区扩容至全市)等城市也陆续调整行政区划,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形成某种示范效应。《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标题是“高层级区划调整指向核心城市,行政为经济让路”。
对于严格管制户口和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规划的中国城市而言,行政区划调整无疑将改变一个地区居民的“生态”环境,因此每每引起巨大关注。围绕行政区划调整,各方观点不一,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行政区的调整不能变成房地产商的开发冲动,否则这就是悲哀;有人认为,行政区划非调不可,而且调整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也有人认为,区划调整不能形成习惯,应该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不能普遍采纳;还有人认为,影响是两方面的,利好效应有三个方面,即资源整合效应、边界整合效应和管理整合效应,负面影响是可能造成规模扩大化、发展门槛低端化,以及编制、机构盲目扩张化。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设计所副所长张险峰认为,我国现在扩大行政区的做法和国际上的大趋势恰好相反。国外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分权治理,这样会给各区带来更多的自主权和竞争力。国外的城市和中国城市很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它们不需要通过发展土地拉动经济的发展,而是通过资产的增值、技术的进步来带动城市变革,所以不会像中国一样,希望区域越大越好。国外的城市更强调的是功能架构和空间架构,而不是我们所强调的行政架构,他们的城市是松散的行政关系,却有十分紧密的市场关系,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就是说,国外的行政边界一般轻易不动,保持延续性。但是行政区划不动,并不影响协作,可以通过协作的方式来发展。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机场,它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边界处,加一条跑道就到人家的行政区了。由两个市政府来进行协调,行政边界感觉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差别。
《南方周末》2009年中国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2009年,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达15000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过千亿的城市有杭州和上海。其中土地出让金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城市有杭州、佛山、厦门、武汉和宁波等,土地出让金超过地方财政收入50%以上的城市有沈阳、成都、天津、济南、合肥、常州、无锡、广州、大连、南京,土地出让金超过地方财政收入50%以下的城市有北京、青岛、上海、苏州。
此外,国外的区划很难动,也存在老百姓意愿,即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政治家一般都得讨好老百姓,而不是我想干就干,不会像中国这样比较省事儿。这次北京区划调整出现了争议,老百姓觉得崇文、宣武名字不见了,舍不得,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突然之间就调整了。实践中,怎么样才能合理、合法地进行区划调整,民间意见很少被听取,好像只能根据政府的意图来实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实例: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因7户农民不肯搬迁,机场40年未能完工,最后不得不改道。加拿大、美国也有类似案例。
有专家提出,重要的并不在于划几个区或者合并几个区,针对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的是城市或区域管理的观念要真正转变。例如,日本现在的47个都道府县行政区域体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形成框架,至今没有大的改变。一些学者和专家、甚至管理部门的人员也曾提出过各种行政区合并或调整方案,但由于大的区域范围调整或改变的成本很高,也会由此引发许多不便,因而几乎没有动过。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6、70年代的区域行政管理问题也不容乐观,经过其后数十年的不断改革调整,并结合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采取了许多有利于都市间、区域间交流和要素畅通的措施,使得各个行政区之间的交流逐渐趋向便利和一体化。日本的新干线是全球评价和运营效率较高的高速铁路系统。东京至大阪新干线尽管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才正式建成通车,但是,建设这条新干线的规划设想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形成,在其后的100余年时间里,该项工程的空间部署及其建设所需土地都一直得以保留,并未因发展阶段转换及其行政管理等的调整而变化,给人印象深刻。
借着经济调整的时机,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而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一年时间,国家区域经济规划接连出台,到年底已达13个,是政府出台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最多的一年。2010年新年伊始,《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出台。事实上,发展到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靠点状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低水平重复、形成地方性恶性竞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扩大区域。从趋势上来看,点状拉动将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是发展到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预计,城镇化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将会进一步成为重要的政策切入点。与此同时,要加强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大规划之间的协调而不是相互矛盾,提高规划的权威性。可学习引进新加坡“规划高于权力”的机制——总规划师负责制,杜绝“一任市长、一个规划”的现象。城市规划不应是长官意志的蓝图,不要为了满足某些人为的“功能”(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忽视了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小城镇都已编制发展规划,不少城市甚至进行了多次修编和调整。但是,我国的城市发展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弱,随意改动现象严重,致使规划难以落实,“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堂堂市政府:关不了煤矿,保不住城市?边城榆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命悬,为了不致再遭资源型城市矿竭城衰的厄运,堂堂市级政府,却阻击不了一座省属煤矿的扩张。(“市政府”敌不过“省煤矿”) 榆林市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已于2008年5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已受城乡规划法保护。但中能煤田的扩产扩能,半座城市将被掏空,规划中的城市中心城区近一半面积与煤矿探矿区重叠,悬于风险之上。“一个城市和一个矿,谁重谁轻,一目了然。”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目前,不少城市规划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甚至造成所谓“建设性破坏”,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丧失殆尽,是需要城市决策、规划、建设者们尽量避免的。
旧城的保护与更新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江苏镇江大运河畔13座宋元粮仓遗址被毁建商住楼盘,曾入围“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名单;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世界在消失前最值得去的地方”的北京钟鼓楼街区面临拆迁,胡同格局即将改变(胡同、四合院、钟鼓楼、居民、传统生活方式,使钟鼓楼街区成为北京老城文化的代表,后海、酒吧、南锣鼓巷的创意市集给这里增添了诸多现代气息。一个打破此地原生文化气场的新项目正在以时间和文化的名义向前推行。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特•恩道曾论述:“城市化极有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本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究竟城市能否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也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今天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建设,有时候因为建设、作为而贡献,有时候因为守望、不为而贡献,一切功过得失,自有历史来作评价,而不在于当代匆匆的褒贬及过眼的荣辱!
城镇化新政重点应是户籍制度渐进式改革
来源:华夏时报 2010年03月27日13:37我来说两句(0)复制链接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一纸户口”,没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待遇的户籍改革难以取得实效。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教授 辜胜阻
推进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当前,户籍制度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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