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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

作者 :王 冀更新时间:20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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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十一五开局之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上之前“三农问题”的提出,一则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和农村改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也反映出当下中国乡村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乡村建设”是时下中国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要从整体上把握乡村问题,就必须同时关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期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能够对当下的中国乡村问题有一个更为准确和宏观的把握。
   历史回顾
   1、明清相延的组织与结构
   本文对中国的乡村状况的分析追溯至明代。这样做的原因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中国近代史包含了很多群众运动,而农民运动(或乡村运动)正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对于这些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延伸到我们短视界及狭隘的专科范围之外,在中国近数十年空前的变动之下,我们也许可以作一种综合检讨,将历史归结到今日为止,而将中国近代史的基线向后推转五百年。正如黄仁宇所说:“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遇困难的渊薮,同时也看清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和几百年前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不嫌粗糙的说:整个中国就如由无数农村拼成的大集团,几百年来甚少变化,她缺乏中层经济上的组织与交流,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单线条数量上的扩充,缺乏质量上的突破。而只有亩数并不太大的耕地其领有权不断的换手,这样才能使整个体系沿袭至久。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的这样制度上的特点,也正是中国近代命运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乡村运动所包含的历史逻辑的一部分。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统一中国后,将整个制度重新规定,可是这时的决策不再是扩张和开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敛。这种内敛的性格也贯穿了明清,明清体制最显著的特色,即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中央政府采取这样的“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兴师造反、被判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国土地制度也随着这种“内敛”而固定下来,几百年甚少变化。
   具体而言,朱元璋所创设的财政制度(或被称为“洪武型”财政)跨越明清。这“洪武型”财政概括而言就是,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以及质量上的增进。过度注重短时间的平等,不顾投资也不为来日着想。中国帝制的另一个特色,即国家直接向全民抽税,及于亿万的小自耕农,而明清想率沿用。但是洪武之后,一直到20世纪初期,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五百年内似有一个极为平稳的定型。大地主拥有两千亩以上,总是例外情形。中等地主,自此数下至每户二百亩,也不可能占大多数。因为土地过度集中和兼并,必将影响税制及地方政府之行政。防止土地兼并,保护中小自耕农的利益,一直是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在做的努力,这正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历史理性选择。但是向低水平看齐的平等,不能革除贫农及小自耕农彼此之间的放债收租,有的获得亲戚邻居土地的债权,有的即沦为佃农及半佃农。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
   恰巧西欧在这五百年拼命现代化之际,中国则闭门造车,完成了一种独特的制度,政治上中央集权,经济上因各农村单位而自给自足,文化上全国一致,足能漠视各地区的个别情形。直到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外两种体系全面冲突时,中国缺乏架构上的坚韧性才暴露无疑。西方列强的入侵,致使中国乡村经济濒临崩溃,旧的土地制度破产,而新的制度却无法建立,乡村经济的恶化也导致了乡村文化的迷失,而千年来维系乡村的价值体系也受到冲击。
   2、1911年革命到抗战前
   有了前面明清概括的描述,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中国1911年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满清皇室虽被推翻,国库却空无所有。中国之土地税是一张鸠衣百结的破布袄。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无法触手土地税。以一个农业大国竟不能从耕地提供收入,也是世界少有。假使这时候土地占有的形态简单明了,那么要改造也比较容易,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显然的,土地小块分割,农民负债,佃农数量各地不同。放债及押当以极细微小的程度行之,纠缠中国乡村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这个关头,更是恶化乡村经济的一个毒瘤。也正是前文提到的,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而国家的上层和下层的流通,全靠科举制度。自1905年停止开科取士之后,这国家的上层机构就与被治理者失去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那么中国乡村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加上随后连年的军阀混战,底层农村农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情况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问题并非一切不平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离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居。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种情形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事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荒灾的后果。
   西方的入侵摧毁了农村的社会秩序,也破坏了它基本的风俗和道德,几千年来维系中国农村或者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遭到颠覆,而新的秩序又未建立,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已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也许这样的叙述难免过激,但是,在当时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3、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 “老解放区”模式,第二种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交战区的模式,第三种是建国后1949年到1952年的“新解放区”模式。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极端化形式,再到解放后土改的比较温和有序。每种模式都表现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
   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当年所想做的而都没有能够做到的,起码在教育、卫生、温饱等等问题上,后来多由从乡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至少,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也既是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中国农村建立了一种新的维系体系,并且重新分配土地,可是要把因此而产生的均平主意当作最终目标,从今以后都维持现状,那么土地革命也不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亦无从防止日后的侵蚀。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正是在土改中,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地方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次革命中,阶级这个范畴不仅掌握了物质领域,而且控制了象征领域,革命行动进行时并未顾及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
   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之后,国家为了避免农村的再度阶级分化,也为了要突破小规模经营的局限,以及稳定城市的粮棉供应,巩固国家从农村的提取等等考虑,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在集体组织的基础上,确实做到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在短短十几年内基本克服了过去的天灾人祸;普及了医疗卫生,把农村死亡率降低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预期寿命也同样;同时,把种植业产出从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提高到原来的三倍以上;培养出一代优秀的基层干部;也建立了稳定自信的乡村社区。但是,由于一些策略上的失误,主要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又从农村提取过多、以及过分集中于粮食生产,其后面临的乃是虽然稳定但是基本停滞的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到了70年代末,国家开始取消公社,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时间及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农村经济总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4、现状分析
   在对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进行概括性梳理后,让我们回到现状中来。
   我们必须看到,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人口压力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农村隐藏的危机又逐渐的浮出水面。医疗、教育等困扰中国乡村多年的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并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金融支持、社会保障则远远不够。经济上的落后更导致文化上的落后,维系农村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价值秩序,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建立。
   我们不用质疑,今日中国的乡村,显然有市场经济式的发展,部分地区确实有产业化了的农业企业单位,雇佣劳动、积累资本,在国内外市场中竞争牟利。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给出的,缓解农村人口压力,发展农业的途径之一;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制度。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中国农业仍然主要是小农经济,相当程度上甚至是“自然经济”。有人乐观的认为,1980年到1995年粮食亩产量的持续上升,已经证明了联产承包制的优越性,甚至以为已经因此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农业问题。这样的观点完全是出于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的误导。个体劳动的积极性确实比集体劳动高,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期间能够从农业释放出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来从事非农就业,并且还剩下大量的休闲时间,但它不足以解释亩产量的持续提高。改革初年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以及承包制度所激发的劳动积极性,肯定是个因素,但不可估计过高。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伴随石油工业的成熟发展,化肥投入则是个更基本的因素。此外,科学选种,以及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的410%的提高,应该也是部分因素。但是,这一期间粮食产量实际的增长幅度只不过239斤/亩(由1980年的407斤/亩上升到2003年的646斤)。事实是,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较高或者较低的劳动积极性只能影响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时间,对其产量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过密的劳动投入会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递减,而反过密的劳动力释放,除非完全就业,只能导致休闲量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亩产量。这个道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农村以及80年代的松江县已经十分明显。无论是在解放前的市场经济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下,或者后毛时代的承包制下,都是同一道理。
   中国乡村面临的危机还有一个根源在于,政府针对乡村的制度设计。根据黄宗智的说法:“进入改革时期,国家作出决策指令农村干部全面发展乡村工业,利用从过密的,也是过分强制性组织的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做到了惊人的乡村工业发展,以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在十几年内达到了几乎相当于国营工业的总产出,也因此缓和了农业上非常严重的人口压力。其后,在信息技术促成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剧……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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