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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鹤壁 458000）
摘要：秦朝法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但是长期以来后人论及秦朝的暴政及其灭亡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咎于法家的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法治由此背上恶名，几乎成为专制暴政的代名词，以致后人论及法治便心有余悸。笔者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本文探讨了秦朝法治思想的正反两个方面问题。
众所周知，秦原本是“僻在雍州”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鞍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一直以来，人们常局限于秦朝的繁法严刑，残酷暴虐等笼统的指斥和咒骂，对秦的法治不能正确看待是极不公平的。实际上秦朝覆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仅仅因其法治”。柳宗元就认为秦“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章太炎在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
其实，秦朝法治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例如“不法古，不循今”[3]的历史进化观；“事皆决于法”，实行“法治”；公布成文法，完善立法，使法“明白易知”；严格执法，“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一断于法”等等。当然,以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现代法治来衡量秦朝法治理论与实践，其中也确有诸多历史局限性，如法自君出，实行“独断”，“强国弱民”，用法太过及钳制自由等，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
一、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由秦来统一是与秦比较彻底地奉行法治分不开的，可以说秦朝的法治思想为秦朝的强大和统一奠定了基础。然秦统一后，更加迷信暴力，无视法家思想存在的危机，在没有外部约束力量的情况下，秦王朝统治者开始将法家思想推向极端，并最终影响到秦王朝的覆亡。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三)“强国弱民”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四)“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二、秦朝法治思想的先进方面
(四)废除世袭“因功赏爵”，“察能授官”
法家认为除君主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应论功行赏，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以是否贤能为标准．“因功赏爵”，“察能授官”。因此无论是李悝在魏国所实行的改制，还是吴起在楚国所推行的改革，抑或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重要内容之一都是打破贵族世袭制，代之以惟才是举，任人惟贤的官吏任免制度。秦始皇时“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这种“赏善不遗匹夫”的做法实际上与世卿世禄制截然相反，即“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法家特别重视治吏的成败，认为治吏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法家特别重视构建官吏的组织与监督机制，并形成严于治吏的优良传统。韩非就明确的指出，“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秦朝继承这一传统对官吏严格要求，以致在秦末动乱中“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
(五)奖励农战，富国强兵
法家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因此国家富强可以维持人丁兴旺，提供更多的兵源，进而在各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兵强而主尊”，有利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政府权威，“主尊”才能确保国家强盛，“兵强”是确保“主尊”的要件之一，而“兵强”又必须以“国富”为基础。此外，法家还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那么如何才能富国强兵昵? 法家认为兵源来之于农民，财力、物力来源于农业，所以欲国家之富强，并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自然离不开农战。《商君书•农战》说：“粟多则国富”，而“不生粟之国亡”，“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与此同时，法家主张抑制工商认为工商为末，是“侔农夫之利也”。为了实行农战法家推行了以下措施：一是奖励耕战。《史记•商君列传》载：“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努力从事本业(农业)而生产粟帛多的，免除徭役。二是惩罚懒隋。同书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即对从事末业(商业)和不事生产而贫者，罚做奴隶。
上述富固强兵的措施在当时实行法治国家收到显著成效，以秦国为例，《史记•商君到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又曰：“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六)严刑重罚，“以刑去刑”
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郑国执政者子产临终时告诫他的继承者太叔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矣焉；水懦弱，民狎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可谓重刑论的萌芽。在法家看来，之所以“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是因为“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鞅说：“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去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法家的重刑主张及实践，不仅受到儒家和道家的指责，还受到后世的批判。事实上，对法家的重刑主义也不应简单理解：一是法家所主张的重刑不是为了刑罚而刑罚，而是借助重刑的成慑，预防犯罪，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可谓与儒家的“去刑”，“无讼”的最终目的可谓殊途同归。二是法家所主张重刑有“法不阿贯”，“刑无等级”的平等观，尽管这种平等观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与“刑不上大夫”的原则相比，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三是法家主张公布成文法，使民知之,这与不教而杀地滥用刑罚是有一定区别的。
总而言之，秦朝法治可谓有得有失，我们不应该只见其失面，反之，还应更看重它的得面，吸取精华，去其糟粕。马克思主义不是说过?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应该辨证的看待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辨证反思，有必要对中国的法治资源进行认真梳理，珍惜并善待自己的传统。
参考文献：
1、李云凯、孙开禹：《试论秦朝“法治主义’的经验教训》，《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2年版第4期。
2、刘忡一：《法家思想与秦朝的速亡》，《求实学报》，1998年版,第3期。
3、史广全：《秦朝法治失败原因的理性思考》，《求实学报》，2001年第3期。
4、高鸿钧：《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5、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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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廖泉冰律师